谈话本来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的交流和交往，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说话。电视节目从最初模仿电影的制作样式，发展到今天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电视语言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一点。
认识电视谈话节目中的“话”
曾经看到过美国做过一个世纪末的大调查，问题是：电影和电视究竟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最终的答案，没有采信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文章，而是用了一个7岁小学生的答案，那个孩子说：“电影里的人他们自己和自己说话，电视里的人和外边的人说话”。就这么一句话，把电视媒体基本的属性界定得非常清楚：谈话与沟通。①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我们把这种属于电视的优势忽视了几十年，我们最初的电视媒体常常以“官话”“套话”为主体表现形式。它那居高临下的架势和声调，让人只能仰视地接受。这与其说是媒体的定位所决定，不如说是主持人自身下意识所形成的思维惯性。于是，电视与观众产生了距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发现，中国的大众传媒正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媒体说话的语气变得谦逊了，有商量了，不再需要人们仰着脖子聆听了；媒体的面孔也变得平易近人了――多了一点宽容和笑容，少了一点颐指气使；同时，传播模式也转型为以受众为本位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和兼容变得常态化了，那种定于一尊的意见和单一的论据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②
1996年3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播出后，成为电视圈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这个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话”本身的魅力。
话语型节目以前也有，比如相声。为什么这些节目的魅力不如当初了，而《实话实说》等类似风格的电视谈话节目却能异军突起？传统的话语型节目大多是编造的，与之相反，新型的话语节目不是编造的表演，而是即兴的发挥；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流动的。它邀请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直接进入演播室，围绕与之切肤相关的问题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它是表演，更是参与。它直接反映社会和其他话语，它的情感是由衷的，它的诙谐是率真的，它的多样的见解几乎透视出全社会。“实话”不等于好话，它只是反映心声；“实说”未必能成为真理，但比假话受人关注。③然而，要面对观众，在电视上自然地说话，说真话、说实话，显然要比平时困难得多。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需要的是勇气，那么在电视节目上，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口才和智慧。
认识“谈话”的“话题”
电视是大众传媒，这规定了它的表达形式必须通俗；电视谈话节目不像报纸上的一篇深度报道，可以让人细品味慢琢磨，它必须在节目开始的几分钟就抓住观众，引着观众往下看，否则观众会毫不犹豫地按遥控器更换频道。
刚开始做谈话节目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谈话节目要好看，要吸引观众，就必须使有关这个话题的各种观点都能发表，也就是谈话具有论辩色彩和对抗性，因为把各种观点的交锋过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为了追求观点的交锋和对抗又要使每个观点都在安全范围之内，这就使选题的选择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即使照顾到各种观点的表述和数量，还有谈话者观点的份量是较难控制的，这种份量不仅仅简单表现为行政级别、行业专家，还在于谈话人的经历、身份与话题内容的表述技巧，比如他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道听途说还是一个亲历者？这些往往决定了观点的权威性，直接影响话语级别，造成节目风险。
同时，有些观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的，比如：机组人员是不是应该和劫机犯搏斗，少年是不是应该奋不顾身救人，捡到东西归还失主是不是应该获取报酬等等，理念的变化需要过程，需要社会的制度化建设，如果媒体提出这类理念过早，对电视栏目是危险的。
好在时间能让人成熟起来，现在的电视谈话节目已经摆脱了早期只把谈话节目理解为“大专辩论会”的束缚，谈话节目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展，个案、故事，以及由故事延伸出来的话题，比如上视纪实频道（今年改名为真实频道）的《往事》、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等栏目以及各种讲述类的节目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认为这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次飞跃，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片领域：当故事的主人翁向我们倾诉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时，这样的谈话同样具有吸引力，谈话的现场同样是那么容易感染每一位观众。这样，谈话的空间被扩大了，而谈话的风险却大大降低了。
谈话节目的风险来自选题和对选题的把握，但就节目质量而言，更大的风险来自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性。由于谈话节目本身独特的形态，决定了谈话节目的制作是一次性完成的，之后就只能做减法，或删减或放弃，不可能做加法。这样的一次性决定了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录制过程的控制，而事后编辑修改的空间却很小。所以谈话节目比任何节目都依赖于主持人以及与其对话的嘉宾。
认识“谈话”的重要元素――主持人
美国《60分钟》节目主持人唐·休伊特曾经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电视节目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主持人能否让观众从琐事中抽身出来，让他不去接电话，不去管孩子是否在哭，甚至不管老婆催着开晚饭……。当你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电影，所以你一般不会提早走出电影院。这就是电视人和电影人的差别，因为观众掌握了一个秘密武器，他手中有一个遥控器，当他们在上面按键的时候，就相当于对您开了一枪，您就没命了。所以，作为电视人来说，您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电视台，而是那个遥控器。
语言轻松，道理深刻。电视是在家中轻松收看的，是用来娱乐和交流的，所以它需要主持人，需要通过主持人对观众的吸引力、亲和力来实现电视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谁在说话？对于舒舒服服坐在家中看电视的观众而言，不是“电视台”、“电视机”或抽象的“电视节目”，而是电视中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人。电视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别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他们的所思所言，对于提升节目的档次、品位，吸引和引导观众显然是太重要了。
我们看到很多电视谈话节目，其实只是一个谈话的表面形态，缺乏谈话的灵魂，因为灵魂对沟通而言是一波一波不断放出去的场效应，主持人和嘉宾沟通构成核心的兴奋场。但是我们看到的谈话很多是现场采访，主持人只是提问机器，形不成配合和沟通。
敬一丹在《实现真正的对话》一文中说：自从干了电视记者这一行，我就给自己订了一个戒律：不许问“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是这句话本身有什么错吗？不是，它没错儿，用起来很顺手，很保险，很通用，甚至能以一对十，可以应付记者眼前发生的千种心情，万种事端。那为什么不用呢？因为这句话太没个性了，太容易养成记者的惰性了，太容易局限记者的想象空间了。④这种简单的一问一答，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节目中，这类没有个性、没有想象空间、没有思索的通用问题随处可见，这样没有针对性的提问采访，我们的谈话节目会成为一种愉快的有智慧的交流吗？
很多主持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跟嘉宾对话，是因为我们阅历匮乏。当别人的心灵在震撼的时候，作为主持人不能传递这种感应，你又怎么能够让你的表达穿透屏幕呢？
有位学者比喻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形成雨，嘉宾的思想很丰富，嘉宾是一朵高的云，主持人在那儿是低的一朵，两朵云都在那儿飘，你看着干着急死活碰不到。
主持人跟表演完全是两回事，主持人面对的是真正不可控的元素，以及一个个嘉宾不可控的人生，主持人以什么心态介入这是最重要的。谈话节目最能成就主持人，也最能败坏主持人。谈话节目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很多电视台把播音员调上去做主持人，结果十有八九在这个位置上折戟沉沙了。因为他完不成这样的沟通。我们主持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听、怎么发现。一般编导给的台词，稍稍用功背下来都会说，最大问题是不会听。一个是他有没有听的意愿，第二是有没有听懂的能力，很多时候他连意愿都没有，人家说的时候，他在想导演告诉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人家说到一半，“那好，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也许那个问题正谈到兴头，问一步就到核心，但他觉得一个环节已经过去了，要问下面了。再有激情的人，被他这样打断几次，也没有激情了。我周围经常有一些电视人说，北方普通话语系的观众和嘉宾比较善于表达，所以相对而言做谈话节目容易成功。其实“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⑤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身。
我觉得记者比演员更适合做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这几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因为，演员是在一个虚拟空间中作一种艺术表演，而主持永远在一个真实的空间触及人的心灵。一个记者出身的人，他会了解电视媒体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他曾经在一线直击人的精神层面，你给他一个灯火通明的演播室他仍然会具备那个能力。“看的东西多了，才会真正地思考和宽容，真正地尊重对方，而尊重不是多说几声谢谢的事情。”⑥
演员永远是拿剧本背台词，当然也需要他个人的理解和体会。然而，他面对一个真实嘉宾的时候，他往往从虚拟世界进不来。所以选择主持人，宁可选择一个其貌不扬、语言表达不是很流畅的记者；而不去选择一个有充分技巧、看起来相貌堂堂的演员，因为演员会形成封闭的中心达不成沟通。
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主持人朱军说：我把主持人分了三个层次：最初级的是技巧层次的介入。任何主持人都必须有技巧，但长期下去仅有技巧的主持人就是匠人，主持工作也仅仅是混口饭吃。
第二个层次是智慧介入。主持人需要给嘉宾以安全感，彼此建立信任，用智慧调动嘉宾的倾诉欲，这种智慧必须来源于生活积淀，书本上是学不到的。我真正的“阅读量”，是我在四十年的人生中完成的。
最高层次的介入是情感介入。也就是说，主持人必须真诚地投入情感。从嘉宾的眼睛走到他的内心，这就是情感的介入。⑦
所以，把主持人叫“名嘴”我认为是最不恰当的称呼，好像这个人只要语言标准、有张声调抑扬顿挫的好嘴就够了。但实际上主持人说的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一定是脑子里有东西才张得开嘴。英语国家称主持人为anchor（锚）。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最早把主持人叫做“anchor”的时候，其实就是强调主持人对节目所起到的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因为策划、编导、嘉宾、观众都在流动，只有主持人才是一个成功节目的不动的定心，一个可以信赖依靠的人。
认识谈话节目的几个误区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套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中的这句话，借以形容当前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处境：一方面红红火火，不断有新的电视谈话节目诞生；另一方面却也有不少谈话节目在走向死亡。究其原因，经验有时却是误区：
1.热衷于邀请名人。看名人在电视上出现，也是观众在建立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原来这个人我认识，知道谁谁谁原来也跟我看同样的电视剧、谁谁谁原来也和我有一样的生活习惯。虽然谈话节目的名人效应是免不了的，因为从大众心理学角度讲，老百姓希望能够看到平民之上的名人们怎么说、怎么做，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平民生活受到重视。但是，名人效应如果不与平民话题相结合的话，这个名人效应会出现一种孤立的、高端化的现象，那他就会失去千家万户。如果老是这些名人，名人谈的老是一些只有学术界文化界感兴趣的题目，和千家万户的平民生活没有发生联系的话，名人效应就会逐渐削弱乃至消失。
2.片面强调文化品位。谈话节目应该追求文化品位，强调人文关怀。但是我反对把人文文人化，人文不是文人的代名词，人文节目不只是文人卖弄雅趣雅兴，如果仅限于此，观众就会觉得人文节目就是文人艺术沙龙、书房聊天，跟千家万户没有关系。所以，人文两个字不应当有非常强的贵族化表情，不能通过人文把自己的地位变得高雅起来，变成自己是天然道德完美主义者，你如果怀疑我的“人文”，就说明你这个人庸俗，这个潜意识把自己变得高贵、崇高，把自己变成优秀的极少数，自己的语言变成一个圈子中的语言。其实，人文精神无处不在，我们具体的社会行为都有人文。我们的谈话节目不能把自己的立场预设得太死。
3.过分追求语言的精彩。谈话节目是国外常见不衰的样式，是比较常态的节目样式，我们打开国外电视可以看到真的吵架、谈话、说话。中国确实有很多需要对话的空间，不论是官方和民间，不论是知识界和大众，不论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真实交流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第一要素。但是，现在谈话节目已经开始衰微，越来越远离大众。像《实话实说》，这是给老百姓讨论的节目，它走到后期，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衰微的命运。如果说《对话》的后期是富人秀，《实话实说》则是平民秀，老百姓用胡同式的、伪民间的语言在说话。我们把这种状况叫做“伪沟通”，现场观众或嘉宾说的话经常是言不由衷的，与观众无法构成真正的沟通。再就是安排考虑效果的“话托”，现场让谁发言，是编导者预先安排好的，真正想发言的，却得不到应有的机会。现场观众就如同节目的道具，被编导搬来搬去，或者被安排成嘉宾的啦啦队员，不时地奉献一阵掌声，表演大于真诚。
4.谈话节目成本低。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谈话节目最适合电视，因为相对于其他节目，它的成本最低。这话有道理，但却不全面。其实，有些谈话节目在国外并不都是低成本运作的，目前的某些谈话节目可以低成本运作，但品牌的谈话节目，特别是晚间吸附广告能力强的品牌谈话节目的成本并不低。成本高的原因在于这类谈话节目对于主持人的依赖，而大牌主持人的价格十分昂贵。在美国，年薪最高的主持人是谈话节目主持人，如温弗莉和拉里·金。⑧这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对谈话节目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主持人的表现，主持人的思维和状态直接影响节目，他的一次性表现决定了谈话节目的质量。
认识谈话节目的策划人
从广义上说，谈话节目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策划者。每期节目的选题讨论会、前期座谈会，大家都共同参与，人人贡献智慧。但是作为节目的策划就一定有3个层面的考虑，第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宏观分析，对节目主题的深化起到一个引导和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二，组建策划群体，具体到每档节目怎么做，收集资料，筛选素材，理出话题递进的线索、层次和思想脉络，找到恰当的“切入口”和“落脚点”，这些没有平时大量的积累和功力是很难迅速进入角色的。所以，策划人在谈话节目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开个会就可以了，他必须要马上成为这个话题专家，甚至借用“外脑”来丰富自己，如找某一领域的专家请教，这是一个既耗费体力又需要智慧的工作。当然，民主讨论得来的选题可能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最差的。第三，成功的策划从内容到形式都能考虑周到，即对话是交流而不是灌输，面对嘉宾，如何形成互动，要在观众里面做文章，这里的观众已经远不是陪衬或可操纵的木偶，他们是对话交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在机制上保障执行策划方案，同时要给编导留下发展的空间。
所以，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办什么栏目，找什么选题”之类，最迫切、最具体的其实是“产品设计”问题。策划人在谈话节目中很像绿叶的作用，把策划思想的阳光转化为氧气和蛋白质，给节目提供丰富的营养。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中最头疼的是，当你认为对这个话题已基本捋清楚了，可是找不到合适的嘉宾，话就是说不到位的时候。所以，策划不但要有智慧，还一定是要了解这个领域的圈内人。
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生存还是死亡”，这不仅是一句台词，对于今天的电视谈话节目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课题，需要我们深思。
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盛行不衰，形式与风格都已经相当成熟。作为一种与日常生活高度接近、极具真实的节目形态，它在不断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收视率神话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社会风尚和大众的行为方式。
从我国这几年谈话节目的发展趋势看，电视谈话节目有向人际间自然地面对面谈话方式回归的趋势，同时引进轻松、平和的群体现场交谈形式，是一种从技巧到观念上更贴近生活、融入大众的表征。现场观众的参与性、介入性增强，现场成了观众宣泄情感的公共论坛，使更多意欲发言的电视观众各自寻找到一种替代性满足。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心态，这种成熟是一种丰富的文化底蕴，是睿智的分析判断能力加上豁达的心态存在于不经意之中的自然流露。主持人的语言不应该是干巴巴的、程式化的，而是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有个性的语言，能引导、启发别人的思想的语言。最后，借用一句现成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⑨
（作者单位：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注释：
①于丹：《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听》，载《南方周末》2003年12月18日
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第3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时间：《实话实说的实话》第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④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焦点外的时空》第199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泰戈尔：《飞鸟集》，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
⑥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⑦朱军：《时刻准备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⑧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第208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⑨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DVOL本文转自：中国DV传媒 http://www.dvol.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