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比赛没有错，但内地这些选秀比赛的模式也许却是大错特错。今年一窝蜂的混乱和缺乏规划远见的操作策略令选秀比赛成了众矢之的，许多音乐界能人志士纷纷跳将出来，大发感慨。他们的议论大多集中于选拔过程只顾节目私利，将选手前途置之不顾，认为这个在国外被视作艺人挖掘最佳途径的节目形式在内地却成了一台“毁”人不倦的可怕机器，再有才华的选手一旦进入，都会跌个粉身碎骨。

　　昨天，沪上某知名音乐人向记者描述了她在一个选秀比赛现场看到的真实一幕：一帮选手因为比赛聚集在一起，主办方并没有给他们安排任何的声乐和形体培训，而是让他们反复地参加节目彩排，从早上6点开始直至深夜。彩排完毕，选手回到住处，主办方也没有提醒选手休息，而是任凭年轻的选手聚在一起嬉戏到凌晨。结果在正式的比赛中，好几个选手因为疲劳和缺乏训练保养累坏了嗓子，最后不幸被淘汰。

　　无独有偶，著名的超女比赛也引起了音乐人的强烈抗议，比赛结果内定，选手被恶意追捧，评委形同虚设，这一切都让人对比赛的结果难以信服，也让那些将来入行的歌手陷入“先天不足”的窘境，正式进了唱片圈之后，一个个“水土不服”。

　　某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无担扰地对记者说：“我很难想象未来的娱乐圈会是什么样子，选出来的人都不会唱歌，空有外表，他们会的只是从那些选秀比赛中学来的勾心斗角，艺人与艺人之间不可能成为朋友，只可能是对手，艺人的队伍从此变得不好带了，娱乐圈也从此变成没有情谊的昏暗天地，实在没法想象！”　

来源：《新闻晚报》



娱乐电视选秀： 比才艺，还是比“惨”?
邱俪华

　　“好男儿”蒲巴甲：蒲的父母都是牧民，常年生活在大山里，风雪之夜赶几十里路追牦牛的苦差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因为出演《王子传奇》走出大山在上戏读书的他，自力更生，从不问家里要一分钱，据他说，父母每次都要走上100多公里路，到县城才能看到电视机里面的自己。

　　“好男儿”李熠霖：当年和他一起打拼的兄弟们含泪告诉观众，李大二就一心想进演艺圈，在把个人简历送了数十家电视台、经纪公司、演出团体之后，最终只得到综艺节目当现场观众，一天挣15元钱，代价是在领掌的指挥下鼓掌，最穷时每天以2元钱一份的鸡蛋饼充饥。

　　“我型我秀”选手鄢芳：由于家中父母不支持她对音乐的追求，从15岁起，鄢芳就只身在不同城市的街头卖唱了6年，有机会参赛，是因为偶然在长沙路遇“伯乐”，一个陌生男孩决定资助她参赛。据悉她是目前为止唯一被字幕“包装”的选手，她的故事当天在荧幕上滚动。

　　“好男儿”马天宇：这位武汉冠军对自己的悲惨经历从不避讳，无论是在节目播出现场，还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从小就是与爷爷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开始了北漂生涯”都是他必然会谈到的内容。

　　“好男儿”吴建飞：这位杭州冠军在节目现场细述自己从小就是同爷爷和小妹妹相依为命的孩子，“最苦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工作，身上只有几元钱，饿到走投无路了……”每次说到这些，吴建飞都会面对镜头，流下辛酸的热泪。

　　“好男儿”魏斌：在两周前顺利晋级全国20强的魏斌，由于赛后洗澡时不慎右脚脚趾刮到尖锐物受伤，一周内不能剧烈运动，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打完点滴出现在排练现场和大家一起训练。在上周六的十强赛中，他的一段“轮椅舞”深得人缘，最终顺利晋级全国十强。

　　明星评委说法

　　伊能静（好男儿评委）：我认为这些选手的出挑不是因为他们“惨”，而是因为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专注力会让表演更纯粹。

　　李静（好男儿评委）：这是电视选秀，不是大奖赛，有适当的煽情成分也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真实的煽情可以接受，比如在面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多数人是不会秀的，我会被这样的选手打动。但我比较反对选手目中无人的“表演”，独自在台上演说自己的凄惨，这种方式比较假，无法接受。

　　高晓松（好男儿评委）：我们是选男人不是选女人，不要像女人一样哭哭啼啼。

　　张敬轩（型秀评委）：真情还是可以动人。

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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