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等等。
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现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箕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幸传》，《汉书》中有《佞臣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传》。佞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比如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 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从一本题为《蒋党》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 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博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另外，根据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得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DVOL本文转自：中国DV传媒 http://www.dvol.cn)
